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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不惑之年的中美關系應更加成熟穩定

2019-01-07 15:26:00 來源:今日中國 作者:本刊特約評論員 張旭東 【關閉】 【打印】

  初潮澎湃:建交沖破歷史隔閡

  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因國際格局的變化悄然發生改變,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運籌帷幄,推動中美關系開啟了正常化的大門,美國總統尼克松歷史性的訪華,使得中美建交被提上了雙方重要的議事日程。然而,由于在美蘇關系等大國政治上存在策略徘徊,以及在臺灣問題上始終不能跨出具有決定性的一步,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都錯過了與中國建交的機遇。當時間來到1978年,中國國內也發生了重要的歷史性轉折。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促使中國積極改善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為四個現代化建設營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

  經過漫長艱苦的談判,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決策指引下,中美雙方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慶祝建交舉行的招待會上,鄧小平同志指出:“卡特總統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時說,美國并不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或權宜之計而采取這個重要的步驟,我欣賞這個富有遠見的見解。中國政府一向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系的。”

  全世界都對鄧小平副總理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對美國進行的歷史性訪問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啟程赴美之際,恰好是中國農歷年的大年初一。正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中美關系也掀開了全新的一頁。

2018年11月30日,美國波音公司在西雅圖的交付中心舉行儀式,向中國交付第2000架波音飛機

  在1月29日于白宮南草坪舉行的歡迎儀式上,卡特總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他表示:“昨天是你們春節的開始,是走親訪友的時刻,也是團聚和和解的時刻。對于我們兩國來說,今天是和解的時刻,是久已關閉的窗戶重新打開的時刻。我們期望,中美關系正常化能夠幫助我們一同走向一個多樣化的和平世界。”鄧小平在致答辭時則表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意義遠遠超出兩國關系的范圍。他提出,位于太平洋兩岸的兩個重要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于促進太平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無疑將是一個重要因素。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世界形勢也在經歷著新的轉折。中美兩國是偉大的國家,中美兩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形勢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次被輿論稱為“旋風九日”的訪問,有2000余名記者隨行采訪,卡特總統則將其視為自己總統任期內最愉快的經歷之一。在肯尼迪藝術中心的一場精彩演出后,卡特總統攜夫人和女兒,與鄧小平及夫人卓琳共同走上舞臺同演員們見面。鄧小平親切抱住并親吻了演唱中國歌曲的美國兒童,全場熱情洋溢,有很多觀眾當時感動得落淚了,尤其是當時極力反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美國參議員拉克索爾特,在看過演出后也感嘆道:“我們被他們征服了,沒辦法投票反對孩子們唱中國歌啊!”由于美國的《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了當年的年度新聞人物,因此在鄧小平來到美國國會訪問時,議員們紛紛拿著印有鄧小平畫像的1979年第1期《時代》周刊尋求簽名留念,場面同樣令人十分難忘。

  在接受美國費城坦普爾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律博士學位時,鄧小平表示,美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等很多領域領先,在經濟管理和教育事業方面也有很多成就。進一步發展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友誼,向美國人民學習,完全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相信,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經濟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先進經驗結合起來,對于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次訪問期間,鄧小平副總理和卡特總統親自簽署了《中美科學技術協定》與《文化合作協定》,隨后在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了《中美貿易關系協定》,1980年又接連簽訂了《中美民用航空運輸協定》、《海運協定》和《領事條約》,這些條約和協定對于推動發展中美關系,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波瀾壯闊:合作提升共同利益

  建交之后的中美關系,總體而言朝著積極的方向不斷發展,但也不時遇到各種風浪。在兩國領導人和各界致力于發展中美關系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雙邊關系幾經沖擊但總有轉圜之際。美國數任總統也都延續了在上任伊始階段,中美關系面臨嚴峻挑戰,但隨著對兩國關系和共同利益認識的加深,最終選擇繼續加強合作以促進雙方的共贏。

  在里根總統上任之際,中美圍繞臺灣問題和美國對臺軍售曾展開激烈的斗爭,1984年訪華成為里根政府對華政策的轉折點,中國甚至一度被美國視為“戰略盟友”,雙方開展的軍事合作也體現了里根總統的決策魄力。老布什政府執政期間,中美關系同樣經歷了嚴峻的考驗。1989年12月,鄧小平會見前來訪問的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思考克羅夫特將軍時語重心長地指出,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成威脅自己的對手……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只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對雙方都不利。

  隨著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陸續解除對華制裁,尤其是1993年中美兩國元首在西雅圖舉行會晤,兩國關系終于穩定下來。在經歷“銀河號”事件和臺海危機的沖擊后,1997年與1998年中美元首實現互訪,雙邊關系回到正常軌道,兩國決定致力于建設“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系”。經過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克林頓政府最終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新世紀伊始,中美關系依然不平靜,“炸館危機”陰影尚未消除,南海撞機事件雪上加霜,小布什政府上臺之初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使得中美關系籠罩著一層陰云。但隨著“9·11”事件的發生,美國逐步意識到中國在國際反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是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建設性力量,更是美國在經貿合作方面的重要伙伴。

  有三位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戰略家的觀點非常值得重視。這三人有一個共同點,都曾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職,他們分別是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和思考克羅夫特。布熱津斯基曾表示,就國際戰略而言,中美雙方都希望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國際環境。美國得以維護其繁榮和世界領導地位,中國也可以繼續保持和平發展的勢頭。基于這一十分重要的共同利益,美中雙方應該加強合作。21世紀初,美國國內占據主流地位的觀點是,中國的發展將給世界帶來繁榮和穩定,中國的成功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是國際局勢維持穩定的建設性因素。

  如果說布熱津斯基一針見血地指明了中美兩國共同利益所在,基辛格則就中美開啟戰略性對話機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基辛格提出,美中兩國開展戰略對話十分重要,建議兩國元首在APEC機制之外,每年都能抽出一兩天的時間來專門討論世界局勢,同時指定可以向其負責的人士與對方對話。根據美國政治制度的特點,這種戰略對話如果想要取得真正的成效,就必須把它同常規的外交對話渠道分開。對話議題可以分成兩類,一是需要盡快解決的緊迫問題,二是需要兩國元首互相了解對方看法的重要問題。對這些問題,美中雙方可以坦誠地交換意見,把話說透、說明白。這樣一旦發生什么事情,雙方都不會感到意外。

  思考克羅夫特同樣對中美加強戰略對話持積極態度,他認為美中雙方坦誠相待,有助于彼此消除誤解。從美中各自的利益和抱負看,雙方沒有任何不能合作的理由。蘇聯懷有的政治雄心和軍事抱負只能在損害美國和其他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但是美中之間絲毫看不到這一點。

  當2005年中美開啟了副部級的戰略對話,就廣泛的問題開始進行深度交流之后,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的積極調整。2005年9月,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佐立克在美中關系委員會演講時提出了引起國際社會巨大關注的“利益攸關方”論斷。他表示,這個提法不僅指中美兩國存在著共同利益,而且指中美關系應該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能夠站在全球戰略的高度,為維護和完善今天的國際體系作出貢獻。“利益攸關方”的反義詞是“搭便車者”。提出“利益攸關方”,是試圖給美國人民觀察當今的中國一個新的視角,促使他們去思考美中兩國能不能在當今國際體系的大框架內開展合作,應該怎么樣合作。

  美國將中國視為“利益攸關方”,表明在美國看來,中國不同于蘇聯,19世紀歐洲的大國均勢政治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依賴于與世界廣泛而深入的聯系,中國領導人面臨的頭等大事是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來解決國內的發展和改革問題。當然,中國希望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尊重,希望自身的利益和觀點能夠獲得各國的理解,不希望與美國發生沖突,這對于雙方進一步探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積極的貢獻。

  伴隨著戰略對話機制的有效運作,中美雙方攜手應對了諸多重大挑戰,并將積極的雙邊關系延續至奧巴馬政府,兩國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立“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在這一框架下,中美通過合作,利用多邊機制,在攜手應對全球性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問題、伊朗核問題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貫穿小布什、奧巴馬兩屆美國政府的中美對話機制,延續了“三步走”思路,即:1、中方向美方表明并令其相信中國不同于蘇聯;2、中美可以同舟共濟而不是共“擠”;3、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大江東去:順應大勢運籌未來

  經過40年的發展,中美關系邁入了“不惑”之年。有人說,21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便是中美能不能打破傳統,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新老大國必然發生沖突的悲劇,走出一條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和平相處的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其世界意義和影響絕不亞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尼克松訪華。

  十余年前,基辛格曾經富有遠見地指出,中美關系的關鍵是解決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即美方是把中國看成一個潛在的合作伙伴還是一個潛在的對手。如果美中兩國陷入冷戰,那么誰也不會成為贏家,而且對整個世界來說,將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令人擔憂的是,基辛格當年提出的關鍵問題,正在困擾著當前中美關系的發展。在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辯論中,意識形態因素越來越重,很多人甚至提出中美進入新冷戰的可能。一些人基于中美政治制度和發展理念的不同,提出以意識形態來劃線,類似美蘇冷戰一樣希望美國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對此,基辛格尖銳批評這種論調,認為根據意識形態來重塑國際體系不具有現實可行性。美國國內那些試圖在亞洲建立某種“價值觀聯盟”的想法是嘩眾取寵,缺乏戰略眼光。真正有效的國際體系需要建立在各國利益之上,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美中雙方尤其應該明確界定共同利益,并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布熱津斯基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美中之間的沖突并非不可避免。為避免出現各種風險,雙方應保持經常、密切和全面的磋商。對于那些刻意挑起的事端和挑釁,雙方都應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低調處理,而不是火上澆油,掉進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所設下的陷阱。當今的中國注重融入國際體系,倡導變革而不是打碎現有體系,顯示出相當的戰略智慧和理性。作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中國正承擔著與自己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

  2017年4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中美元首實現了一次對兩國關系發展具有承上啟下重要意義的會晤。習近平主席強調:“中美兩國關系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我們完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作伙伴。”

  習主席的這一論斷,是有著充分的依據的。就以當前中美都非常關心的經貿摩擦為例,殊不知40年的經貿往來為兩國都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充分證明了“合則兩利,斗則俱損”的道理。2017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了5800億美元,比建交之初增長了232倍;雙邊服務貿易額超過1100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300億美元。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500%,遠遠高于同期美國對全球出口90%的增幅;過去的10年里,美對華出口平均增速是美總出口增速的近3倍,是中國對美出口增速的近5倍。美國在華企業也取得了豐碩的經營利潤,中國企業在美投資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根據美中貿易委員會的估算,2015年美國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貢獻2160億美元,支持了美國國內260萬個就業崗位。

  如今中美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40%,貨物出口占全球的近1/4,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占全球的比重均接近30%。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彼此之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對世界經濟的走勢具有深遠的影響。如同習主席所言,中美在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方面共同肩負著重要責任,雙方應該把握好中美關系的大方向,推動兩國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更多更好地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如同在阿根廷G20峰會期間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兩國應該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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